2013年9月6日 星期五

我的回答總是,我在那裡:Fred Van Hove與李世揚專訪


1968的機關槍,2012的世界末日

「很多人跟我說他們在唱片裡面幾乎聽不到我的鋼琴, ,我在那裡,我的聲音跟整個音樂在一起。不管他們聽到什麼,總有一塊是鋼琴的,即使聽的人沒有注意到。」

1968年,即興音樂剛剛誕生,在新的藝術運動中爭取一席之地。那一年,歐陸自由爵士的開山之作Machine Gun錄製發行。這是張比拚誰更大聲的唱片,那場演出裡,可以聽到整個歐洲的動盪和心悸:巴黎的街道上盡是遊行、法蘭克福的百貨正在燒,美軍在越南屠村,不滿資本主義的治理,又質疑共產黨的路線,磚頭、汽油彈與枯葉劑,反戰與抗爭的暴力纏繞在一起,想像新的社會。

於是機關槍不只是樂評修辭,而是具體的聲響:從工廠到戰場,樂器捕捉著二戰後的社會機制與人們在其下的嚎叫。第一次聽印象最深的是Peter Brötzmann和Han Bennink,但在暴烈飛揚的薩克斯風與碎裂恣意的鼓點下,仔細去聽Fred Van Hove的鋼琴,便會發覺耳朵的遺漏。鋼琴與尖銳的吹奏形成張力,展開內在的空間,揭出外顯情緒的裡層,儘管錄音技術所限,只在間隙穿行,卻是整個結構成立不可缺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