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試著想去寫些真實的故事，但是在某些時候，當這些故事因為本身的真實性而令人無法忍受時，我就必須去改變它。……於是描述出來的事物往往與它本身所發生的事實並不相同，而是與我原先對它的期望比較接近。」
記錄殘酷是艱難的，但雅歌塔面對的不只於此。作為唯一的讀者，K鎮警局的報告，說著雙胞胎手稿的命運：「文章的內容不過是個虛構的故事，文中提及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存於K鎮。」當生產殘酷的體制崩解，她也預見到，關於殘酷的記憶將一同逝去。
這或許便是為什麼雅歌塔如此執著於虛構。藉著虛構，痛苦變得可以寫下，而藉著虛構，真實的故事始終在沒有被寫出來的某地，永遠不會被納入檔案。像是說著，我必須記下這一切，同時知道一切並未被記下。
三十年後，我們身處在雅歌塔的預見裡。將人逐出生活的檔案、讓人分離的邊界……威權統治籠罩生活的，依然在民主化社會中運作。只是隨著殘酷被馴化，我們更加失去了感知生活的能力。我們有著殘酷事件、對殘酷的遺忘、「多麼殘酷」的溫柔嘆息、殘酷發生後的重複報導與專家分析。殘酷分解成微小的疼痛和麻木，不再與巨大明確的敵人相連。
改編《惡童》，便是詢問：在這樣的時代，殘酷如何能夠演出？
將殘酷、痛苦、人變成了非人的情節搬上舞台，並不太困難。我們會得到一些震驚與哀傷、洗滌與悲憫。但也將失去殘酷與我們的聯繫。主任沒有這麼做。主任清楚知道演出殘酷的重量，他也知道劇場能做什麼。這樣，在舞台上的，不只是兒童看向大人世界的荒蕪，而是再現的艱難，正如原著書名不是惡童日記，而是Le Grand Cahier（大記事本）。
比起《美麗》和《無言劇》，《惡童》多了許多對話，不只是因為改編自小說。相較於凝視肉身的分解動作，直到日常在沉默下顯出裂痕，《惡童》展開的是對話與身體的背離，以構築非日常的空間。對話並不推動劇情，而是呈現對話的虛構。當電動打氣機開始運作，他們木頭人等待，然後在放飛氣球時開口。當其中一位試著說完一句話，另外一位便將掌捰自身，讓對方摔向地面。哀傷的片刻和閃現的質問，不斷破碎，在破碎中顯現出背後有著什麼。
女演員撕著一張張的報紙，說著，「來，到我這裡來，我的寶貝，我的小寶貝，到這裡來。」那洋娃娃的表情直視前方，直到所有社會版無法辨識。近於虔誠的專注，錯位的對白，他們對身體的控制到位，語言像是朗誦，使得你開始察覺，那與真正的殘酷之間的距離，是的，他們在演戲，他們在演出《惡童》這齣戲。
當小說裡的句子，剪去事件的情緒，在舞台展開，像是雙胞胎在書裡互相毆打，做著不痛的練習，疑問便越發浮現，真正發生的事情在哪裡？無法被說出的是什麼？
在各式各樣殘酷的過剩再現裡，我們失去殘酷的感知，失去世界的聯繫。與此相反，《惡童》不把世界搬到舞台。它的原點是，劇場是一個虛構的空間。承認這點，確實的事物才得以建立。當我們察覺身在這虛構出來的黑盒子裡，在界線的外頭，世界得到了確認。在這虛構的演出之外，在門的後面，故事同時在發生。藉著虛構的呈現，虛構與無法被說出的真實，距離得以測量，在觀眾的眼睛無法觸及的某處，有什麼正在那裡，正在發生，並且讓人感到疼痛。
在疑問與疼痛裡，你幾乎生了錯覺。台上的兩個人，在每個天黑之後，來到這個祕密基地。在這黑盒子裡，反覆練習，將發生過的，像球一顆顆拋擲向牆，然後收進水桶，直到變得可以忍受，可以被記下，可以在每個清晨，在它們不復被記得的時候，在塑膠球的凹痕上，證明曾經的存在。坐在牯嶺街5巷2號的座位上，在那錯覺裡，你開始想起黑盒子外頭發生的事情，想起它們還沒有經過練習的樣子。
而這，或許便是在2017年演出殘酷的方法。
（原刊《牯嶺街小劇場文化報》；攝影：陳藝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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