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Sing a song for you and me..." : Suede live in Taipei 2016

從TICC回家的路上，一直在想8年前的簡單生活節，想Brett Anderson那次沒有唱的〈Asphalt World〉。那時候離Suede解散已經5年了，但台下的觀眾——就跟Brett一樣——還沒有從以前的歌裡走出來。

那一年的巡迴裡，他總是一把吉他或是一架鋼琴，一個人唱起那些歌。但卻不是表面上溫柔的acoustic set，慢下來的曲子裡，有什麼東西正在變得沈甸，將琴鍵不斷往下壓，直到它們支撐不住他的聲音。

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沙啞的Brett。在youtube上找著歌預習，點開〈Asphalt World〉，在丹麥的Aarhus，一個多月前。開頭他的聲音還是像以前一樣，美麗，優雅，妖嬈。但是到曲子的中間，他卻一字一句放開了喉嚨，用力得可以聽到喉間的振動，像是詛咒，也像是禱告：

「那是我所去的地方，那是我所做的事，於是那便是我所能感覺到的了，當性變得只剩下殘酷，是啊，我們都需要她，這是個瀝青世界。」

在一片歡呼中，他彈完最後一個音符，把鋼琴砸上，頭也不回走向後台。

從規訓的身體到廢棄的身體：柳春春劇團《貓狗》

每次看完柳春春，總是感到身體裡的顫慄。一種無法直視卻也無法轉頭的疼痛。

無法直視，是因為殘酷，無法轉頭，是因為那殘酷不過是你我日常生活的疊加。在後戒嚴的時代，權力悄然進入皮下。權力並不直接襲擊，而是讓身體存活，讓我們去勞動、消費、戀愛、殺戮。不像威權統治，我們很少留意到身體不是自然的存在，而是交纏各種權力的裝置。只有展開到極限，超過了緩衝安全限度，我們才得以在一切剝落的瞬間，看見身體的醜陋與美麗。

然而《貓狗》呈現的，卻不是這些。

21st century middle-aged man

21世紀的glam rocker要怎麼唱歌？一邊聽著Dan Bejar，一邊在台下想。也許是現場的關係，這次來的樂手只有八人大樂隊的半數，那洞察世故的聲音比專輯裡更有穿透性，穿透空氣，彷彿可以觸摸到孤獨。

吉他、鼓跟薩克斯風沒來，最近幾張唱片裡面慵懶的都會流行調子整個安靜下來。當大樂隊退場，只剩下小喇叭在鋼琴和貝斯之間遠遠近近呼應著，原來藏在芭樂旋律後面反覆的自言自語，便顯得急景殘年起來，「在時代廣場，你總是可以墜入愛河……」

這時候才發現，二十年出了十張專輯，Destroyer一直沒有一首讓觀眾大合唱的歌。

Sloth Machine：幸福狀態，已經進入第十天

很久沒有聽完一首三十多分鐘的曲子了。

那是從屋頂的表演開始的，甜美的Noise-Pop，幾分Yo la tengo，幾分Krautrock，然後大樓轟然倒下，騷動之間舉起了標語呼起了口號，工業的拍子敲打起來，外頭，外頭開始遊行，在階級的隊伍裡面，跑進了馬戲團的動物和小丑，然而前面像是再過不去了，影子總是與腳步指向不同的方向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在輓歌之前，他們開始歌唱。

我本來以為是這樣的，關於烏托邦，關於烏托邦的結束，像是那天演出的標題「我們宣佈進入永久幸福狀態」，擁抱著，悼念著，也嘲諷著。所有歷史都隱藏著將黑的過去，在這樣的時代，如果有一首曲子試著描繪那些大的名字好的故事而不變得空虛，如果試著誠實，或許就會是這樣的。儘管我們並不確定，是巨大的計畫先背棄了對人們的許諾，還是那些在太陽下閃閃發亮的故事先失去了光芒。

在遊行的段落，隱約傳來的不正是他們為羅莎盧森堡送葬的歌嗎？

因為合適的失敗：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

觀看之初，在形式上，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，有著令人讚嘆的驚豔，跟著詩的聲音、當時的影像，以及總是側影與背影的重現，觀眾重新看見一個並不熟悉卻那麼該有的1930年代，讀著寫著超現實主義的台灣。

「那個時代台灣的青年，也讀著考克多，也聽著魏本，在達達主義的節奏中思考語言，眼前映照的，是超現實攝影的銀鹽紙，與世界的前衛運動呼吸著同樣的空氣……」

然而，過了一小時之後，你卻也開始感到有些疲乏。形式儘管驚艷，但內容的部份，線索卻非常有限，或者非常節制。這種節制一開始使我們像是那些二十幾歲的青年們，觀看尋找著那個時代的出口。但是，對於這些人這些詩，這樣的節制是否足夠？隨著時間的開展，這種節制似乎逐漸反過來，使得形式露出了破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