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. Sloth Machine和我們的二手時代

當每個人的生活，越發被看不見的線索綁在一起，也越發因為看不見那些線索而焦慮。當人們用著美好的故事許諾著未來，當不同的聲音輪流上台說著我們代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。當人們在焦慮中希望與憎恨，在焦慮中繼續等待著被好的文稿代表。

當「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」的問句，和水泥牆上「反共必勝建國必成」的標語一樣斑駁。當歌曲越是宣稱自己描繪時代，便越是在與歷史同行的幻覺中，被高速不定的風暴拋向地面。當人們試圖在城市裡重建秘儀，而有的只是空白的祭台。

在那堅硬斑駁的地面上，Sloth或許是少數側耳聽著時代精神的缺位的樂隊。用聲音改變世界的可能，以及除了自己什麼也不傳達的，聲音的不及物性質，他們清楚地察覺到兩者之間的距離。

Utamono Sisters：音樂課本的缺頁

回想Utamono Sisters（うたものシスターズ）的音樂，總會浮現出這樣的畫面：帶著樂譜和開學剛買樂器的兩個人，翹課跑到河邊，吹吹停停，在遠處的教室開始點名的時候，一邊摸索著新玩具的可能用法，一邊停下手上的動作，看著天空發起呆來。

聽到Utamono Sisters，是去年在東京白石農園舉辦的戶外音樂節上。那天原本是為了Komatcha Klezmer（こまっちゃクレズマ）而去。這支梅津和時率領的這支大樂隊，從東歐音樂擷取元素，交錯著熱鬧的慶典與其影子的哀傷，在旋律與即興之間，用一種隔著距離的笑聲，刻劃著四十年來自由爵士的激烈與低迴。

多田葉子和熊坂路得子都參與了那天Komatcha Klezmer的演出，中場休息時，以為接下來上場的Utamono Sisters是一個縮小編制的類似路線，但是，儘管帶著相近的氣質，她們的音樂卻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開。

裡面的聲音與傳說是那麼不同：記40年前的一場合奏

Abe-Toyozumi-Duo ‎/ Overhang Party : A Memorial to Kaoru Abe (1979)

要從鼓手豊住芳三郎的唱片挑出一張，在半個世紀中，或許Overhang Party還是最特別的。特別的地方並不只是這場錄音的傳說色彩，也因為裡面的聲音與傳說是那麼不同。

這張唱片錄製於1978年8月，阿部薰因為安眠藥服用過量死去的一個月前。自學薩克斯風，很少與樂手長期合作，本質上更接近獨奏者的阿部，在此前的一年半裡，和豊住維持了固定的二重奏練習，甚至想好了Overhang Party的名字。隔年發行時，豊住將樂隊名字放在唱片的封面，《過量的派對：紀念阿部薰》，像是說著阿部將自身意志激烈地投向虛空的聲響，也像是說著那場意外的死亡。

但是細聽這張唱片，卻會發覺，那裡面的聲音與我們熟悉的阿部薰——「生活過得亂七八糟，帶著憂鬱少年般的臉，矗立在絕對的孤獨裡吹著薩克斯風」——有相當的差異。

在黃蟲的沉默中：黃崇凱《文藝春秋》

黃蟲的小說總是在兩種聲音裡徘徊。

你會看到一種舊俄國小說的軌跡，主角剛剛遇到另一個角色，第一個動作，劇情都還沒有展開，小說便已經過去了十頁，談論著生命的本質和宇宙的邊界。在這個年頭，形而上的事物早已被打趴在地上，然而他的主角總與這些纏繞不放。

你又會看到一種輕浮而機車的對話。惡搞、調侃、帶著毒素的日常笑聲。一種始終處在高中男生的中二。幻想和八卦，無所依靠也無所信仰，交會在百無聊賴的日子裡。各種智障與靈光在誰射的最遠誰講的最難以置信的故事裡並存。

兩種聲音交錯在一起，有時讀起來並不舒服，那些都不是「好的故事」。但是，在那裡頭卻有一種悲傷在讀過之後延續著。或者說，正是因為這股悲傷，才讓那兩種聲音不斷地徘徊。

在最新的這本小說裡，黃蟲筆下的兩種聲音終於成為一個。

演出殘酷的方法：柳春春劇團《惡童2017》

柏林圍牆倒下前後，雅歌塔寫成《惡童日記》三部曲。回看二戰後的匈牙利，雙胞胎經歷的痛苦，問題不只是集權扭曲的人性，也是如何寫下這些。對她來說，殘酷太近，而對打開這本書的人，殘酷太遠。太近，使得無法被寫下，太遠，使得被寫下的，將從生活變成離奇的故事，清楚看到，也隨即忘記。

「我試著想去寫些真實的故事，但是在某些時候，當這些故事因為本身的真實性而令人無法忍受時，我就必須去改變它。……於是描述出來的事物往往與它本身所發生的事實並不相同，而是與我原先對它的期望比較接近。」

記錄殘酷是艱難的，但雅歌塔面對的不只於此。作為唯一的讀者，K鎮警局的報告，說著雙胞胎手稿的命運：「文章的內容不過是個虛構的故事，文中提及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存於K鎮。」當生產殘酷的體制崩解，她也預見到，關於殘酷的記憶將一同逝去。

"Sing a song for you and me..." : Suede live in Taipei 2016

從TICC回家的路上，一直在想8年前的簡單生活節，想Brett Anderson那次沒有唱的〈Asphalt World〉。那時候離Suede解散已經5年了，但台下的觀眾——就跟Brett一樣——還沒有從以前的歌裡走出來。

那一年的巡迴裡，他總是一把吉他或是一架鋼琴，一個人唱起那些歌。但卻不是表面上溫柔的acoustic set，慢下來的曲子裡，有什麼東西正在變得沈甸，將琴鍵不斷往下壓，直到它們支撐不住他的聲音。

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沙啞的Brett。在youtube上找著歌預習，點開〈Asphalt World〉，在丹麥的Aarhus，一個多月前。開頭他的聲音還是像以前一樣，美麗，優雅，妖嬈。但是到曲子的中間，他卻一字一句放開了喉嚨，用力得可以聽到喉間的振動，像是詛咒，也像是禱告：

「那是我所去的地方，那是我所做的事，於是那便是我所能感覺到的了，當性變得只剩下殘酷，是啊，我們都需要她，這是個瀝青世界。」

在一片歡呼中，他彈完最後一個音符，把鋼琴砸上，頭也不回走向後台。

從規訓的身體到廢棄的身體：柳春春劇團《貓狗》

每次看完柳春春，總是感到身體裡的顫慄。一種無法直視卻也無法轉頭的疼痛。

無法直視，是因為殘酷，無法轉頭，是因為那殘酷不過是你我日常生活的疊加。在後戒嚴的時代，權力悄然進入皮下。權力並不直接襲擊，而是讓身體存活，讓我們去勞動、消費、戀愛、殺戮。不像威權統治，我們很少留意到身體不是自然的存在，而是交纏各種權力的裝置。只有展開到極限，超過了緩衝安全限度，我們才得以在一切剝落的瞬間，看見身體的醜陋與美麗。

然而《貓狗》呈現的，卻不是這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