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12月26日 星期五

一個臨時的集合點:專訪鬼丘鬼鏟

不是要做專業的劇場

「在1970年代的紐約下城,我開心地想,我們做的每件事都是第一次,我們正在創造新的藝術形式。評論、觀眾都在定義這個新事物。」「而今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,一切都被捉捕、打造以便放進盒子跟目錄。對Live Art來說,這是個艱鉅的任務。」在《Performance: Live Art Since the 60s》裡,Lourie Anderson如是回憶四十年來的行為藝術,這難以被紀錄的對象。

在鬼丘鬼鏟的工作室翻著美國的圖冊,一邊聽著新作《白色恐怖白色驚懼白色驚悚小說》的討論,便有些不確定起來,那時代是很近還是很遠,我們是進去了,或是已經出來?

印在漫畫紙上的DM,首級成串鍊起如曬衣繩;旁邊是某國內政部資料,意外死亡的攝影集;然後是政治犯老去的回憶錄,從1918年的世界大戰和流行性感冒死亡人數開始;先前的作品照片一一疊合:油彩雞蛋與布偶相遇、太鼓與機關槍統治祭典、麵粉袋電視機與狼頭接著人體、拆剩骨架的空屋旁邊是不斷有人躍下的高台。在文化部藝術補助案分門別類的時代,看著這個不知道該列入哪個領域的製作,不由得想起解嚴前後的台北,邊緣藝術都還沒有獲得名字、雜居蔓生在一塊的時候,然後浮現出1970年代切爾西旅館日夜亮著的紐約,天井棧敷突擊電車與公共澡堂的東京。



畫家、獨立記者、樂手、服裝設計、獸醫、攝影師,各式各樣的人們加在一起形成了共同的氣息。最讓你想起的甚至不是那些法外的角落,儘管有著美國和日本的影響,他們並不試著比附任何論述,那背向整個建制——包括變成傳奇的異端們——的起點,或許才是接近那些時代的地方:「我們不太做常見的宣傳,講漂亮話沒有用,但做的選擇會決定你看起來是什麼樣子。過去的作品,現場我們認識的人不到1/10。我們猜想,有一些人自己也在創作,或是社運行動者。比較期望做給這樣的人看而不是藝文消費觀眾,所以會把票價壓到非常低,低到後悔。因為我們不是要做一個專業的劇場,而是想做一個場景,這個場景可能沒有什麼人,但可以把它當作一個臨時的集合點。」

工作是製造謎團把所有人放進來

看過鬼丘鬼鏟演出的觀眾,往往很難跟朋友說明看到什麼,「昨天真的很棒,有些裝置的東西,不,不是裝置藝術,很多人拿著道具走來走去,啊不是行為藝術啦,算是一種表演儀式的空間?不對不對,也不是劇場,沒有敘事的軸線,反正就是……」

這難以歸類,無關近年的跨界風潮,而來自作品本身,不是去結合不同領域,而是察覺那些都不是自己要的。「可能劇場跟行為藝術的定義都滿清楚的。」從早期的作品開始,有人說像是劇場,也一度認為自己是行為藝術,但最後都放棄了,要的不是所謂真實,也不是預先寫就的劇本,在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鬼丘鬼鏟的樣子。

「行為藝術強調不要表演,強調表演狀態的真實跟身體感,重視表演者的感受勝過觀眾的感受。這跟我們是相反的。」「基本上兩個人坐著就是表演就有戲劇成份,很難逃避,就算是全白的空間兩個人像機器一樣,怎麼設定都還是人表演他自己。」也從來沒有像劇場那樣整排過,最多是針對幾個片段做練習。「像是蓋了一個賽車跑道,每個人會怎麼跑你不知道,只是先設好規則。」

「與其說是巨大的機器,可能更像是普通的日常生活。在生活裡事情都有標準,去做的時候卻不是這樣。人類的邏輯是混亂的,有一塊結構很好的,一塊混亂的,兩個加在一起。」這樣推演開來,甚至在演出前並不讓表演者知道完整的內容,「不想把自己的認定強加上去」Val說,「推理小說都有個謎底,我們的工作是製造謎團,然後把所有的人放進來。」

這樣的謎團構成了鬼丘鬼鏟的核心,荒誕而驚悚,充滿了幽默與異色,在裡頭你總是看到了自己心底未曾知道的東西。「正式演出常跟我們想的不一樣,可能是很認真的安排,結果卻很好笑。」「但透過這些你會打破一些規則,開始自己的創作或者生活。」

最難的是在到達以前把足印擦掉

對於新作品,訪談之前不免疑惑,這樣的特質和白色恐怖歷史相遇是否可能?在過程中卻逐漸發現,不僅可以而且正是因此得以成立。

「我會刻意不拿出藝術道德觀,做歷史的橋段所以應該怎樣不該怎樣。因為藝術的道德觀一定是某種社會狀態或習慣加在我身上,不是原本就有的。」中間一度寫有寫實風格的劇本,但Val說自己並不擅長,只是對前輩的致敬。「我們太習慣用文字思考,一直強化語言,我的畫面會越來越差。這次表演介紹故意寫得很少非常抽象,但那幾點也就是整個準備過程中發生的事情、研究、不同時刻的想法。」從史料、討論到呈現,最後留下的是語言文字抽離掉的部份。「每個東西背後有它的路徑,有時我都會忘掉路徑,而對觀眾來說並不需要路徑,他看到的是什麼就是那樣的。」「最難的是在到達以前先把足印擦掉。」

相較於紀念碑式的全知視角,觀眾在那未告知的謎團中更接近於彼時的人們:不論是行動者或旁觀者,在歷史的迷霧中都只能藉由資訊的斷片決定自己的腳步。透過這些,那籠中者不曾察覺的框架才一點一點浮現出來,然後與當下產生連結:我們或許正在新的籠子裡以為自由。

「我常想,你真的不知道政府對你做了什麼,分不出來是哪一塊。像是說,投了政府補助的申請,跟不同人講話,你的思考邏輯就開始轉換了,成了一種控制,那是模擬不出來的。以前的暴力比較粗糙,現在的暴力更厲害。這種集體意識的影響,連自己都抓不出來,那是最可怕的。甚至於普通人是小籠子,叛逆的人有他的視野,但是也有更大的籠子。」

「我們討論藝術或理論經常跟隨國外影響,但是從政治犯前輩的身上找到本土的精神力量,同樣可以去follow。」從無政府的荒誕到白色恐怖的肅殺,看似相異卻同是對現代主權國家的反問,那反問不止於制度,更切及被治理者的肌理。在那裡面,荒誕有了歷史的維度,叩問戰後台灣與日本、美國之間世界史的同時代性,那彷彿已是很久以前的藝術運動,更久以前的國家暴力,也終於在相遇中成為此時此地的一部分。

只是這樣放棄文本的方式,會不會得到相反的結果。「這是危險的地方,一定會有人否定,說你在搞什麼是在弄個奇觀。但也沒有辦法,方法不同,會有好處也會被任意解釋。」那麼是否會像前年的《海底求生圖鑑》,觀眾被捲入再也無法安心當籠子裡的看客,關於這個問題,Val用一點也不像開玩笑的表情笑著回答說:「這次還好,最多是把他們O起來當作OO然後OOO。」

(原刊《破週報》,2014年12月26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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