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的機關槍，2012的世界末日
「很多人跟我說他們在唱片裡面幾乎聽不到我的鋼琴， ，我在那裡，我的聲音跟整個音樂在一起。不管他們聽到什麼，總有一塊是鋼琴的，即使聽的人沒有注意到。」
1968年，即興音樂剛剛誕生，在新的藝術運動中爭取一席之地。那一年，歐陸自由爵士的開山之作Machine Gun錄製發行。這是張比拚誰更大聲的唱片，那場演出裡，可以聽到整個歐洲的動盪和心悸：巴黎的街道上盡是遊行、法蘭克福的百貨正在燒，美軍在越南屠村，不滿資本主義的治理，又質疑共產黨的路線，磚頭、汽油彈與枯葉劑，反戰與抗爭的暴力纏繞在一起，想像新的社會。
於是機關槍不只是樂評修辭，而是具體的聲響：從工廠到戰場，樂器捕捉著二戰後的社會機制與人們在其下的嚎叫。第一次聽印象最深的是Peter Brötzmann和Han Bennink，但在暴烈飛揚的薩克斯風與碎裂恣意的鼓點下，仔細去聽Fred Van Hove的鋼琴，便會發覺耳朵的遺漏。鋼琴與尖銳的吹奏形成張力，展開內在的空間，揭出外顯情緒的裡層，儘管錄音技術所限，只在間隙穿行，卻是整個結構成立不可缺少的。
半個世紀過去，當時處於軍事戒嚴統治，長期在世界前衛音樂地圖邊緣的台灣，終於接上了這道軌跡。在據說世界末日將要來到的前一天，75歲的Fred Van Hove與30歲的李世揚，在中山堂進行了一場雙鋼琴即興演奏。出自學院訓練的李世揚，反思亦反噬古典的限制，每每在正統派的空間感裡浮現出幽默的轉折，又在狂暴的火力中帶著微妙的嚴謹。日前發行的現場錄音《冬至》，一位從容綿密，一位火力全開，同樣帶給鋼琴新的可能，這背負著許多傳統的古老樂器，在他們的手下卻像是才剛發明不久。
今年夏天在Fred推薦下，兩人再次於法國Météo音樂節攜手壓軸演出。Fred說，鋼琴手在樂團裡最為孤單，這是雙鋼琴特別之處：「跟其他樂器一起，你得把空間切開。獨奏，對鋼琴家來說，有了整個屬於自己的空間。而雙鋼琴又是另一個故事。薩克斯風二重奏，一把次中音，一把中音，比起雙鋼琴可以在聲音上做出更多不同的可能性；但是雙鋼琴一起卻可以彈出更多的音符。雙鋼琴並不容易，但是當它夠好，樂手都了解對方，那便會非常夢幻，就像台北那場即興。」
在訪問的回信中，我們跟著Fred走過這四十年，看到了革命與其後的路，也看到第一次到歐洲巡演的李世揚，如何思索當地音樂場景與台灣的可能。
Fred寫道，對1960年代的歐陸樂手，自由即興的概念不同於古典訓練，也不再只是效仿美國來的事物，第一次，他們定義了自己的自由，「毫無疑問，自由爵士、即興音樂開始的那些日子非常激動人心。」讀著這些，甚至會以為是一封年輕樂手的來信：「我們要探究的，是怎麼在演奏中獲得更多的自由，那裡頭不再是旋律與和弦、沒有嚴格的節奏與結構，只有自由！每個樂器平等，尋找各種聯繫的可能。」
他也回憶了當時的挫折與日後的轉身，對多年後接觸到自由即興的台灣樂手與聽眾，這些並不熟悉的，卻更像是生活的一部分。「在那時，爵士樂手不接受這樣的自由，我們得戰鬥，尋求自己的空間。」Brötzmann、Bennink、Albert Mangelsdorf，這些名字不再只是遙遠的大師，也像是我們身邊的夥伴，「一些人加入了我們，不過大部份對我們冷眼旁觀。」「有時媒體會對新事物產生興趣，但隨著那個時代過去，許多樂手又回到他們熟悉的主流爵士。」
我們於是看到在革命之後漫長道路上前行的身影，看到在那之後什麼被改變了，什麼卻還等待著戰鬥。他提到回歸爵士傳統的風潮：「聽眾喜歡這個。但我覺得那是娛樂的爵士，容易，卻不訴說任何故事。」正是看到時代風暴的落下，才能理解為什麼在日後的個人作品裡，我們不再聽到Machine Gun那樣激烈的聲音，而是更激烈的沈靜：「Machine Gun是必要的，那是反思越戰與美國的時候，我們設想另一種文明，想要為自由爵士開闢一塊土地，我們得推倒高牆。但是我們的音樂不會停在那裡，我們用其他的方式繼續向前走，在憤怒的能量之後，還有別的土地需要耕耘，而靜默也能是武器。」
那也就是為什麼，在Fred今天柔軟的觸鍵裡，還是能聽見四十多年前的煙硝。即興音樂總是屬於此地此刻，不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，戰鬥從來沒有結束，每一場演出既是終曲也是新生。「年輕的音樂家必須去找到他們自己的路，我總是告訴他們：『演奏每個音的時候，當作那是你這輩子的最後一個音符。』」而這也是他們去年在中山堂帶給聽眾的。
“Hello, Mr. Shih-Yang.”
今年七月驫舞劇場前往德國演出，拿下Kurt Jooss編舞大獎。之後，彈奏現場配樂的李世揚繼續留在奧地利、德國、法國，從維也納的Porgy & Bess開始，踏上一個個過去只在唱片背面看到的地點。他的腳步像是呼應著Fred的回憶，既有和樂界前輩的對決，也看到經過這些年，自由即興在歐洲如何沈澱下來，成為日常的呼吸。
「在國外難免會緊張有壓力，但面對完全不同的聽眾，不熟悉的人，對彼此來說反而是新鮮的。」1984年至今，Mulhouse留下了各地音樂家的聲音，音樂節名稱Météo是法文的氣象：不可預測、危險卻也帶來愉悅，正如即興音樂的多變。長達六天的節目裡，有樂手同台競演，也有給愛好者的workshop。名單上既有久經搭檔的組合，也安排未曾合作過的樂手激盪火花。演出地點之一是個廢棄工廠，有些樂手更配合空間特質調整作品，而散佈於市區各處的舞台中，甚至有特別給小朋友聽的演出。
演出前李世揚也參加了瑞典薩克斯風手Mats Gustafsson主持的workshop，學員中有15歲的小鼓手，也有60歲的，都有即興演奏基礎，讓他非常訝異：「很多人並不以音樂為職業，可能很晚才起步，但他們都很愛音樂，想從音樂中找到表達自己的方式或某種價值，像是生活的一部分。」
最後的重頭戲則是與Fred的重逢，「晚餐拿甜點時，一個聲音從耳後傳來：”Hello, Mr. Shih-Yang.”」因為年紀，Fred的記憶力比去年又差了些，但還是清楚記得這個遠方的年輕人。也因為Fred太累，兩人duo的部份止於簡短的謝幕，突出的是前半各自的solo。在後台聽的時候「覺得Fred已經有自己的語法和個人的語言，但是因為記憶力的關係，更意識流了，他不太想，他就是彈」，相對於此，李世揚則是以新鮮的結構和想法得到台下的掌聲。一邊是成熟的黃昏風景，另一邊才剛要啟程，就這樣，埋下的種子靜靜地長了開來，1968那年和李世揚同樣歲數的Fred，或許也曾想過這樣的一刻吧。
而那種子也帶來另一個巧合。在前往蘇黎世的火車上，懊惱記憶卡上錄音檔消失的李世揚正想著「就當那晚只為底下的聽眾演出吧」，卻被一對來看音樂節的俄國夫妻認了出來，相談之下，先生手上正好有自己錄的靴腿，補上了這個缺憾。當革命沈澱成為一天一天的生活，有了豐厚的土壤，一度埋下的，即便錯過分開，也會在別的地方相遇，像是Fred說的，當你發覺的時候，總是已在那裡。
（攝影：陳藝堂）
原刊於《破報》2013年9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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