殖民地青年的絕望可以散步到多遠？

這幾天看完金子光晴《絕望的精神史》，覺得跟風車詩社的人們，有些可以對照的地方。

在這本1965年寫就的書裡，1895年出生的金子光晴，描寫了從明治經歷大正，一直到昭和前期，七十年裡，他所看到各式各樣失敗的日本人，與他們的絕望。

在日本全面朝向文明開化，建立現代國家的過程裡，從舊日身份關係中「被自由」的人們，許多人爬上成功的階梯立身出世，跟著帝國的擴張遠眺未來。

但也有一部份的人，困惑於在壓抑下什麼都不發問，只剩發展與競爭之世，而對父兄安排好的道路感到困惑、反抗，殉死，以至於行屍走肉，浮載浮沈。

隱遁過著早不存在的江戶義理的老人，從大學回到故鄉與父親大吵撞牆精神失常的溫和青年，被騙到東南亞娼館獲救後再次搭上船進入叢林尋找黑幫的女子，追尋現代主義最後在巴黎販賣東方情懷的落魄畫家，投身滿洲事變大陸之夢虛像的小說家。

仿效西方而踏上繁榮與破滅的現代日本中，這些既找不到一己位置，又沒有傳統社會網絡可以回去的人們，帶著絕望如原子般散落。而金子光晴說，記得這些絕望才是日本往前走的出發點。

「如果可以的話，了解你身邊最親近的日本人，進而探索對方，挖掘對方在過去，或是現在覺得絕望的地方，並從那絕望之處開始植根培育，撕碎對於未來過於美好的憧憬」

相較於這樣的絕望，殖民地青年的絕望可以散步到多遠的地方呢？

看著大正日本青年的絕望，殖民地青年悲哀的本質，或許，也會變得清楚一些。

殖民地/半殖民地的青年，前往帝國的中心，試圖尋求一個模糊的希望，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術，以拯救自己出生的土地。當他們一邊看著帝國的繁華，一邊看著繁華裡的落盡，一部分的青年被那種絕望中的力量所吸引，傾心於對現代國家的剖析與批判，與之結交，投入現代主義作品的引介與創作。

但是，他們的悲哀與帝國青年的絕望，儘管看起來靠近，底下卻不相同。

放浪、無賴、或以民間學對抗官學，「日本」的本質為何、「日本」可以是另外一個樣子，這些抵抗都有一個前提：現代日本國家的存在。

那麼，殖民地青年，前往帝國，以學習新的文明秩序的邏輯，當他們被帝國陰影的深度所吸引。他們學到的是什麼？

殖民地的浪漫青年，感受到自身人生的挫折，而與帝國的前衛創作產生心靈的呼應。但是，在他們內在，不可避免的，必須面對這一問題：他們企圖抵抗的價值秩序是什麼？

在他們的對立面，並不是「成功的階梯」與「盲目於繁華醉心於富國強兵的中產父兄」，而是在現代帝國邊緣，日益崩塌解體，沒有明日的地方社會。回到故鄉，那些超現實、象徵、斷裂的詩句，並沒有原生之處的對話對象。

這樣，他們的道路，一個將是在帝國邊緣的都市擬像裡，繼續作著漂浮的夢，浮光掠影地捕捉苦悶與感傷，所謂批判，只是空中樓閣，而無從真正與當前的社會對話。

另一個，則是在苦悶中呼喊，「祖國你為什麼不強大」，將一己的創傷，輕易地，與國族的建立與革命的未來相連。批判，成為政治組織的宣傳。

在整個近代東亞，極少數的例外，或許，只有個性激烈多疑，任何許諾希望都不相信的魯迅。同時批判著傳統的社會，也與未來的黃金世界劃清界線。如其夢話般的超現實散文詩《野草》，徘徊在價值秩序的邊界，鬼魂還陽，察覺所要抵抗的，也察覺有朝一日抵抗成功後建立的國度，將有多麼危險。

「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，我不願去。我願意這樣，朋友——我獨自遠行，不但沒有你，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。只有我被黑暗沈沒，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。」

那使得他的絕望與他的語言，直抵「現代」邏輯的根柢，跨過了他所留學的明治日本，以及心醉的西歐現代主義，和東歐革命的死魂靈。

在奉行「創造性破壞」的現代資本主義中，在巴黎街頭散步的波特萊爾發覺生活開始化作碎片、動搖而不安，世事漂浮沒有停駐，神聖拜物交替隕落。

而魯迅作為熟爛古老文明的後裔，在吸收西方現代文學的同時，察覺到這種美學視角的另一個意義：傳統也好，將要來到的現代國家也好，都是一種人造的虛構之物。

像是民國以來，他眼前鋪天蓋地「革命」戲碼所預示的，在（半）殖民地，現代國家的建立，將伴隨著更加扭曲的虛構。而文學在現代的獨立，不在捉捕那些變動的都市光影，所要作的，是以虛構的文學，揭開那虛構之現代政治（乃至虛構之「現代」）的本質。

關東大地震之後，金子光晴察覺到現代日本內在的易碎，帶著虛無心境前往上海，和魯迅、郁達夫結交，那是國民黨北伐之後，他們兩人正在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苦惱。金子光晴常常從菜館的二樓，往窗外嘲笑樓下徘徊的兩人。那嘲笑，或許也有著絕望的共鳴吧。

1934年，還很年輕的楊熾昌和李張瑞，大概還不能明白這絕望與他們的悲哀的差別。儘管不滿於島嶼詩人的貧血，不滿於想當農民代言人的左翼小說、反對素樸的浪漫主義，反對將詩理解成本能與告白，試圖將作品抽離變成格套的「現實」，卻也沒能寫出「比現實更現實」的事物，沒能在超現實主義裡找到他們的悲哀的解答。

而在1952年，經過了戰爭，經過了「光復」，最終轉向自己一度反對的左翼路線，參加中共地下黨被捕的李張瑞，沒有採用常見的帶著希望的絕命詩意象（譬如台南案何川所寫，象徵新社會的東方紅色朝霞），在槍決前寫道：

「懸在故鄉上的心橋，灰色的虹，和我等民族火花一起散開嗎？四十一歲。父母弟妹，請身體勇健。失去伴侶的可憐妻兒，枯木的風中要堅忍著前行。」

比多數地下黨人要年長十幾二十歲的他，是否在那灰色的虹裡，察覺到那殖民地的絕望？或許，這終將是個沒有線索可尋的提問。但無論如何，那也將是一個延續到今天，這個島嶼仍然不能不去回答的提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