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12月19日 星期三

革命過後的雙鋼琴自由即興

很多年前開始聽爵士樂的時候是倒過來聽的,先是John Zorn跟大友良英的前衛實驗,接下來是阿部薰、Albert Ayler跟Peter Broztmann的狂人薩克斯風,然後才碰到John Coltrane跟Miles Davis。那時候,自由爵士像是和某種時代氛圍連在一塊的,屬於激進、逆反、體制變革的聲響。在各種學生運動退潮而各種禁制都開啟一切又回到日常軌道的1990年代末期,在宿舍裡戴上耳機,按下play,那些掏心撕肺有如戰爭宣言的吹奏,與電吉他的鳴叫,一同構成了過去許久的1960年代的鏡象。

所以當看到川本三郎在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描繪的場景,儘管未曾經歷過,卻有著想像中的熟悉:半夜東京新宿的爵士喫茶裡,唱片正在轉盤上搖晃著,不知誰把音量轉到底,講話的聲音都快聽不到了,只剩下幾個字詞來回傳遞:大學改革、安保鬥爭、戰後資本主義、虎豹小霸王、成田機場預定地……。這時有人推門進來,在噪音的漩渦中喊說出事啦。「你說什麼~」「我說~John Coltrane死了~」「那來幫他辦個葬禮吧~」然後一伙人收了東西,拿起《Supreme Love》的黑膠,在河邊找了顆樹,挖了土,埋了進去。

雖然後來也往前聽了bebop,也經常放起Charlie Parker、Chet Baker、Thelonious Monk,但對於自由爵士的印象一直留在那裡。如果說bebop是在後台的頹廢狼籍中維持著表面的從容雅致,在和弦行進的複雜變化中呼應著曲子的主題,自由爵士卻已然把痛楚與憤怒都拋向台前,不再將舞台限於眼前的觀眾,而以世界為聲音的對象。那時候我是這樣想的。

或許因為這樣,一直到這次知道Fred Van Hove要來臺灣,把1968年那張《Machine Gun》找了出來,我才發現以前已經聽過他了,只是在Peter Broztmann暴烈的薩克斯風和Han Bennink的重型敲擊之間,一直沒有去注意彈奏鋼琴的名字。

那是一張比拚誰更大聲的錄音,在那場不萊梅Lila Eule的演出裡,你幾乎可以聽到整個歐洲在那一刻的動盪和心悸:巴黎的街道上盡是遊行行列、法蘭克福的百貨公司被火焚燒,遠處的美軍正在越南戰地屠村,人們不滿於資本主義的治理,又質疑著共產黨的路線,磚頭、汽油彈與枯葉劑,反戰與抗爭的暴力纏繞在一起,想像著新的社會。

在那裡面,機關槍不僅止於音樂刊物上的修辭,而是具體的聲響,各個樂器像是試圖捕捉著二戰之後的社會樣貌,從工廠到戰場,嶄新的管理機制與人們在其下的嚎叫。讓人想起兩年後Jimi Hendrix將在同樣名為〈Machine Gun〉的長篇電吉他裡唱的句子:「寶貝,我不再害怕你的子彈了,你廉價的談話不會再傷害我了,所以,讓你的子彈像雨一樣落下吧,我知道你在錯的那邊,而那些創口有一天將開在你的身上。」


重新把《Machine Gun》放了一晚,在轟然飛揚的管樂與碎裂恣意的鼓點底下,仔細聽了鋼琴的段落,才發覺以前的耳朵遺漏了很多東西。儘管因為當時錄音技術所限,鋼琴的聲音只在間隙裡穿行,但卻是整個結構上不可缺少的一部份,與尖銳的吹奏形成張力,展開了內在的空間,揭露出外顯情緒的裡層。正是有了Fred Van Hove的鋼琴,才完整地確立了這張唱片作為歐陸自由爵士開山的位置。

當薩克斯風像機槍掃射,鼓像刺刀砍擊,貝斯像是履帶齒輪般輾過,每個樂器都不再以原來的樣子呈現的時候,鋼琴卻還是鋼琴的輪廓。作為一個古老樂器,鋼琴背負著許多傳統的技法包袱,但也在此,比起更加自由的薩克斯風與爵士鼓,反而能夠勾起聆聽者種種片段的回憶,在熟悉又陌然的和弦之間,連接起自由爵士與其前輩的脈絡。在某個片刻,你好像聽到了認識的名字,但又稍縱即逝,彷彿對應著這個時間與空間被高度壓縮的時代。那像是在說,自由爵士從一開始便不只是漫無邊際地隨心所欲,不單是在網羅之外挑戰聲音的極限與可能性,而是在昔日留下的框架邊緣,在自由的起點,不斷地自我審問。

那有幾分像是每個樂迷都曾想過的問題:如果那位樂手還在,會有什麼樣的作品?沒有藥物中毒的話,沒有車禍的話,沒有精神崩潰的話,那個誰……。或許這才是當年我們試圖在那些唱片裡面尋找的東西,只是那時我們甚至沒有察覺到這點。我們並不是要去重塑一個逝去的時代,懷想那場以意志與世界對決的戰鬥,問題反而是,在革命與全面革命的可能性一同落幕、各個目標許諾既成功也失敗了的新時代裡,怎麼去確認無所依憑的自由,邁出新的步伐。

不像40、50年代的前行者,在酒精藥物和女人,牢獄與精神病院之間,留下各種軼聞故事,也不像60、70年代,革命一聲砲響,連同自己的雙手,炸碎了既有的商業音樂品味與樂迷的聆聽習慣。此後的前衛爵士樂手們,作品中不再映照出時代的剪影,不管是被時代所摧殘,或者是碰巧與風暴一同揚起的。但也許便是如此,在時代的角落,他們日復一日與自己、夥伴、甚至於萍水相逢的過客肉搏而生的曲子,那些介於旋律與無調之間的即興,卻正是對於這個缺乏標準曲不再有國歌的年代的詢問:你所反抗的是什麼,你是否只是想要擺出戰鬥的姿態,你是否記得,有一種戰鬥是在戰爭結束之後才開始的。

那些年份是太久遠了,人們告訴你革命的理念已經過時,它的破壞總是大於它能重建的,全面的激情只會帶來徹底的極權,我們應當在瑣碎微小的抗爭與協商中逐漸改變制度,放下憤怒、和平理性、依法執行。在後革命的年代,這些反思都顯得那麼正確,只是他們忘了提醒你,比起明確的敵我關係,這些微小的努力需要更強韌的身心。而這大概便是在此時此地聆聽自由即興所能帶給我們的。播放器不知不覺轉到了Fred在1998年的獨奏專輯《Flux》,台上只剩下一架鋼琴,卻比槍關槍更為猛烈,猛烈得讓我停下鍵盤問起自己,如果再加進一個小他45歲的年輕人,那會是什麼樣的聲音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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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鋼琴自由即興:Fred Van Hove vs 李世揚
2012/12/21 (五) 晚上 7:30
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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